
苏区时期,年轻的苏维埃国家政权诞生于血与火的淬炼之中,面临着明处是国民党军队疯狂的军事“围剿”,暗处则是更为凶险的渗透与反渗透之战。大量特务潜入苏区腹地,暗中破坏、密谋暴动、刺探情报,严重威胁红色政权的根基。在这场明暗交织的生死较量中,一名25岁的青年临危受命,肩负起保卫和巩固新生苏维埃国家政权及保卫党中央的重任,他就是时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第一任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的邓发。毛泽东主席称他“为人民而死”,周恩来为他失声痛哭,埃德加·斯诺在《西行漫记》中称赞他“有一种黑豹的优美风度”。从秘密战线的特科战士到苏维埃共和国国家政治保卫局的开拓者,邓发为赤色中华筑起了一道坚不可摧的铜墙铁壁。
从香港走出的保卫骨干
邓发的革命征程始于工人运动。1922年,年仅16岁的邓发参加香港海员大罢工,1925年参加省港大罢工,同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大革命失败后,在周恩来创建的中央特科领导下,邓发奉命负责建立香港特科,在香港、广州领导党的地下斗争。在险恶的环境下,他沉着应变,机智地与敌人周旋,出色地完成了为党收集情报、惩处叛徒、营救被捕同志、组织秘密会议、保卫党组织安全的各项任务。这段白区秘密斗争的丰富经历,为他日后在中央苏区领导国家政治保卫工作奠定了坚实基础。
从大革命失败后的中央特科,到中央苏区建立后的国家政治保卫局,中国共产党在极端险恶的战争环境下,对国家安全保卫工作进行了艰苦卓绝的开创性探索。周恩来、邓发等老一辈革命家在这些探索中倾注了大量心血,为党日后建立更加成熟完善的隐蔽战线工作体系积累了宝贵经验。
筑牢红色政权安全屏障
1931年7月,邓发到中央苏区,任红军总司令部政治保卫处处长,同年11月在瑞金叶坪召开的“一苏大会”上,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2月1日,毛泽东签署《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号布告》,任命邓发为新成立的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25岁的他从此开启了苏区国家安全保卫体系的开创性工作。
邓发从全面组建保卫机构入手,苏区各省、县和红军各军团、师、团陆续建立起了各级政治保卫机关。国家政治保卫局下设侦察部、执行部、秘书处(后称总务处)、政治保卫大队、红军工作部、白区工作部等职能部门,侦察部部长由邓发兼任,执行部部长是李克农。
1932年1月,中央执行委员会颁布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政治保卫局组织纲要》,明确赋予国家政治保卫局在苏维埃境内担负发现和镇压一切反革命的任务,规定国家政治保卫局代表红色政权行使反革命案件的侦查权。纲要明确指出,国家政治保卫局在苏维埃境内依照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之规定,在中央人民委员会管辖之下,“执行侦察、压制和消灭政治上、经济上一切反革命的组织活动、侦探及盗匪等任务”。
这一制度安排,在白色恐怖与军事“围剿”的双重压力下,为红色政权的生存与发展提供了关键的安全屏障,是中国共产党局部执政时期国家安全制度建设的奠基之作。
在看不见的战场上战斗
在邓发的领导下,国家政治保卫局的工作涵盖多个方面,集中体现了苏维埃国家安全工作的核心内容。
反特防奸与秘密交通建设。邓发运用多年领导白区工作的经验,以各种有效手段训练苏区机要、警卫干部,制定和部署反特防奸等各项安全保卫措施。他说过,党是铁的纪律,保卫局是钢的纪律,要求大家对党对革命事业绝对忠诚。作为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邓发还协助周恩来开辟了从白区到中央苏区的两条秘密交通线:一条从上海到汕头再到瑞金,另一条从厦门到福州然后进入瑞金,交通线各站站长均为国家政治保卫局的同志,有力保障了党中央与苏区之间的联络畅通。
维护社会秩序与打击经济犯罪。国家政治保卫局严厉打击各类违法犯罪活动,在苏区内部呈现出“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太平景象。1932年6月2日出版的《红色中华》报第5版,详细记载了原瑞金县叶坪村苏维埃主席谢步升反革命贪污案件。这起案件开创了《红色中华》报公开报道反腐肃贪案件的先河,充分体现了国家政治保卫局在维护苏维埃法令权威方面的重要职能。
保卫首脑与重要会议的绝对安全。“一苏大会”召开前夕,国民党向苏区派出大量特务,化装成商人、农夫、算命先生、乞丐,到处刺探会议召开的时间和地点。保卫人员上演了一出“空城计”,在福建长汀布置假会场,吸引敌机轰炸,成功转移了国民党的注意力。为保证大会圆满成功,国家政治保卫局用一天一夜时间完成了全部警卫措施,在通往叶坪的大小路口、山头、会场、代表住地仔细布置哨位,确保了代表和中央领导同志的安全。在长征途中,由于党中央、军委及国家政治保卫局对机要保密工作高度重视,采取了一系列严密的组织保证措施,所以尽管敌军屡屡派飞机侦察、派暗探刺探情报,欲破译红军的通讯密码,进行偷袭、暗杀等,但始终都没有得逞。这是苏维埃国家安全工作中“以万全之策保万无一失”理念的生动体现。
以人民防线构筑安全根基。苏维埃国家安全工作并非仅靠一个专门的保卫机构来完成,关键力量始终蕴藏在人民之中。国家政治保卫局充分发动最熟悉乡土人情的普通工农,编织起覆盖苏区的安全网络:赤卫队员在交通要道设卡盘查,儿童团员穿行于街巷警惕陌生面孔,广大工农群众自觉成为政权的眼睛和耳朵。《红色中华》报在《共产儿童团红五月工作的总结》一文中提到:“管前区某乡儿童团调查出一个隐藏在苏维埃里的富农分子,又侦查出四个敌人的侦探。水口区某乡儿童团查获一个国民党党员,想逃到上杭城去的。”正是这种举国上下、全民皆兵的安全保卫格局,使苏区安全防线坚不可摧。
从中央苏区国家政治保卫局的首任局长,到长征路上保卫党中央安全的忠诚卫士,邓发用短暂而光辉的一生诠释了什么是“对党绝对忠诚”。他在国家政治保卫局工作期间创立的一系列制度——从颁布《组织纲要》到建立秘密交通线,从保卫“一苏大会”到发动群众形成人民防线——为后来党的国家安全保卫工作留下了宝贵经验。
1946年4月8日,邓发因飞机失事遇难,时年40岁。毛泽东亲笔写下“为人民而死”的挽联。这位赤色中华的安全奠基人,用忠诚与生命为红色政权筑起了一道永不坍塌的铜墙铁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