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谢觉哉（前排左二）、王定国

谢觉哉写给家人的家书（资料图片）

        在瑞金沙洲坝红井革命旧址群内有一块“焦官”石，上面雕刻着谢觉哉写下的《“焦官”哥》：“你们说我做大官，我官好比周老官。起得早来眠得晚，能多做事即心安。”
       “焦官”是谢觉哉老家湖南的方言，“焦”是干巴巴，没有油水的意思，“焦官”就是不贪不占，不捞油水，两袖清风的清贫之官。
       谢觉哉是“苏区五老”之一、人民司法制度的奠基者，在党内有崇高的地位。在长期的革命生涯中，他始终牢记一名共产党员的身份，当一个“焦官”。1933年4月，年过半百的谢觉哉奉命秘密离开上海，来到中央苏区。起初在中央苏区，他给毛泽东同志当秘书，后来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秘书长兼中央政府机关党总支部书记、内务部长等职。
       不搞特殊的“焦官”
       作为中央政府秘书长，他经常下基层检查工作。1933年11月，谢觉哉到瑞金县检查政府工作。瑞金县苏维埃主席杨世珠一口一口“老首长”“德高望重的老领导”叫着，好不亲切。中午，县苏维埃财政部长兰文勋大摆宴席为他接风。这个平时慈眉笑眼的“好老头”看着铺张的宴席，罕见地当场发怒。谢觉哉说：“毛泽东每天的生活标准也只有3钱盐、2钱油、8两米，他办公到深夜，都是以南瓜充饥。他的生活这么艰苦，我们怎么能大吃大喝呢？”在中央苏区谁也不准搞特殊，更不允许用公款吃喝。
      为人民服务的“周老官”
       诗中提到的“周老官”，是谢家同村的一位长工，以勤恳老实闻名，一天到晚不停地在做事。谢觉哉以“周老官”作比，意思是说自己当的是共产党的官，是为人民服务的“长工”。谢觉哉也是借此在告诫众人，官做得再大也是“周老官”，是人民的“勤务兵”，而不是旧社会中“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旧官僚。
       谢觉哉根据之前杨世珠、兰文勋显露出的腐败苗头开展了深入调查，顺藤摸瓜挖出了杨世珠、兰文勋等人集体贪污4000余元的贪污大案。在瑞金县苏维埃常委会上，谢觉哉对杨世珠、兰文勋等人呵斥道：“你们称得上是共产党员、苏维埃干部吗？当前战争够残酷的了，大家都在千方百计节省每一个铜板、每一斤口粮支援前线，想不到竟有用群众血汗养肥的贪官污吏！”结束检查后，他立即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十分赞赏谢觉哉的果断措施，认为惩贪治腐就必须这样雷厉风行，当机立断。为了从根本上铲除丑恶，规范干部的行为，几天后，谢觉哉便按照毛泽东的指示，与项英、何叔衡等人讨论研究，起草了中央执行委员会《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的训令》。
      传承甘做“焦官”好家风
       谢觉哉一生对自己严格要求，践行做“焦官”的从政观。他还把当“焦官”作为家风传承，注重对子女的言传身教，希望子女们明白“居新社会学新本事”才能立足，而不是借助长辈的权势。他总是称自己在外是做“工”，而不是做“官”。他拒绝了2个儿子要来北京希望他安排工作的请求，对其他家人“开后门”的想法也是“不近人情”。他告诫家人不要认为地位高的人可以说情，这是旧社会的习气。“共产党是一种特别的人，他不能多拿一个钱，他的生活不能比一般人高。”刚开始，家人也不理解。但谢觉哉以身作则，在教育亲人时问心无愧，后来谢觉哉的家人也心悦诚服。谢觉哉的孩子里没有一个当大官的，但他们都传承着甘做“焦官”的家风，成了革命的接班人。
       “不做大官做焦官，能多做事即心安。”是谢觉哉践行一生的从政观，也是一位从革命烽火中走来的共产党前辈留给今天党员干部的肺腑之言。甘做“焦官”，不仅是一种品质修养，更是一种信仰坚守。共产党人就是要甘做人民的“焦官”，并把这样清澈、纯粹的从政观代代相传。